李勇

王应睐先生1937年依“庚子赔款”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国后于1958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我于1994年入所成为王应睐先生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在生化所五年间，与先生的直接接触不多，主要研究工作是在王恩多教授指导下完成，但先生德高望重却谦和待人的品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先生百年华诞之际，仅以此短文缅怀王应睐先生。

“求实”是先生立所之训示之一。由于从小到大处处听到这两个字，对它反而有些熟视无睹了。只是近来我却越来越体会到求实的重要性了。遥想当年先生立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时，不是没有其他的项目选择，却偏偏选中了化学合成一个生物大分子。这绝对不只是灵感突现，而是基于自身的强项，已有的知识（胰岛素的一级结构已被确定），以及当时的实验条件（尽管简陋但可以进行多肽合成）。之后，先生领导团队，兵分三路（A链合成，B链合成及A.B链拆分），经数年艰苦努力而竟成。试想如果当时（1958年）选择“战胜癌症”或其他不着边际的课题的话，其结果就不会这样皆大欢喜了吧。大跃进期间，各地上马的项目不少，但鲜闻成功的例子。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的成功实践与先生倡导的“献身、求实、团结、奋进”密不可分。我自开始自己完全独立的研究课题后，经常以先生的胰岛素人工合成故事自鉴，把实验可行性彻底分析，选择新的突破口，以期达到创新的结果。

先生的高风亮节不仅感召着经常能耳濡目染于他的人，也激励着一些与他萍水相逢只见过几次面的人。记得我在耶鲁做博士后期间，在“Happy Hour”上碰到一个以前在生理所工作过的科学家，听说我是先生的学生，即对我分外客气，礼遇有加，其嘘寒问暖热情周到的情景让我颇为感动。我偶然提到我有一辆旧车有些毛病，有时需要充电才能启动。那位先生就执意要送给我一个充电器，并再三强调若我不是已买了旧车，他一定要送我他的一辆还能开的旧车。彼时彼景，时常在我眼前浮现，让我至今还觉得我是“盗用”了先生的英名。

近年来，美国德州大学医学部（UTMB）的James Lee教授更是感召于先生的高尚品格和业绩，在UTMB举办了年度性的王应睐纪念学术会。此项活动不仅在美国的华人生命科学家中颇有口碑，更吸引和邀请到了一批著名的华裔科学家，诸如朱棣文，王晓东等与会。此学术活动的连续成功举办除了得益于James Lee教授的鼎力筹办和周到安排外，更足见王应睐先生的海外影响力。

又记得当时在生化所时，时不时有电视台来采访先生。我有幸作为他的学生，有时会陪着他在岳阳路320号大院里散步，以便让摄影师取几个镜头。有一次，大概是上海教育台来采访，我们从生理所往生化所走。路过一座白色的小楼时，先生突然对我说：“这是日本人用庚子赔款建的，他们说是搞长江鱼类研究，其实是研究长江航线，为侵华战争做准备。”据说日本是《辛丑条约》十一国中唯一没有退回或部分退回“庚子赔款”的国家，且谎称用此款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等（尽管它在《马关条约》中已赚得钵满盆溢）。日本当时在岳阳路320号建自然科学研究所，是否在这栋小楼里研究长江航线有待进一步考证。但“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家却是有国界的”，信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