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彤

今年11月13日是王应睐先生诞辰100周年。众多深受他影响的同事和学生们以各种形式纪念和缅怀他。尽管我离开生化所已经近10年了，每当想起王应睐先生，我心里都感到王先生平平淡淡之中给了我非常宝贵的教诲和帮助。

1991年我来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攻读博士学位。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王应睐先生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生物化学界的泰斗，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更称王先生是中国生物化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我们在中学时就知道世界上首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转移核糖核酸两项研究工作都是中国科学家在王先生的领导下完成的。在大学读书时，一套生化专业的学生必读的参考书就是王先生组织的全国高级生化训练班的教材。

无疑王所长有着令人羡慕的学术成就。他是第一位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王先生先后从事维生素和血红蛋白的研究。在对维生素的研究中，他建立了B族维生素的测定法以及维生素C的电位滴定法。随后，王先生证明了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红蛋白并提纯与结晶了寄生在马胃的马蝇蛆的血红蛋白。他的发现有助于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解释生物进化学说，并且促进了对豆血红蛋白在根瘤固氮中的作用的深入研究。王应睐先生在国际知名杂志包括“Nature”上发表了多篇重要的文章。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王先生最大的成就是创建了生化所。生化所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发展到如今桃李满天下，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王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得知能够加入王应睐先生的研究小组进行氨基酰-tRNA合成酶功能的研究时，我感到很幸运又有些忐忑不安。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时，王先生和蔼的微笑，亲切的问候很快扫去了我的局促不安。与王先生接触多了，就更加体味到王先生令人难忘的一个品德就是平等待人。很多生化所的研究人员都说王所长是大家尊敬的长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上至高研下至工友都一视同仁。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下，年轻人能够得到充分的培养，王先生领导下的生化所变成了年轻人向往的研究中心。很多人都说，之所以生化所会那么成功，就是因为王先生善于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他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从外国请回来了和王先生合称“剑桥三剑客”的曹天钦和邹承鲁，为生化所带来了剑桥的学术作风和科研传统。他又请来了张友端、王德宝、沈昭文、钮经义等一批出色的生物化学家，使生化所成为年轻科学家学习和成长的天堂。文革前后，王先生倡导举办的高级生化训练班又为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培养了很多生化研究人才。1996年，王先生获了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成就奖，立即拿出奖金中的一部分，在生化所设立奖学金，奖励成绩优秀的研究生。在他的课题组里，王先生总是让年轻的科学家得到充分发挥。王先生自己的门生中同样也是人才辈出，很多人成为各大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骨干，数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90年代初，可以说是生化所正经历严冬后的春寒。当时生化所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一大批文革前后培养的中青年科研人员离开了生化所。王先生不止一次对大家说生化所现在是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中坚力量。人才的断层和科研经费的匮乏造成中国的科研工作长期停滞不前，而国际上生命科学的研究一直都在大踏步的前进。王先生对此很担忧。一次王先生对我们说，60年代初他到国外访问，当时觉得虽然我们的研究水平与很多中等发达国家有些差距，但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但是10年之后，别人都进步了很多，而我们的进展却不够，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变得更落后了。

1984年，王应睐先生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不再直接参与研究所的管理工作了，他又回到了科研领域以自己的方式为科学发展做贡献。他亲自组织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对国际上分子生物学中的一个前沿课题——酶与核酸的相互作用开展研究。在这项研究工作中，他选择了对氨基酰-tRNA合成酶及其相关tRNA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到生化所时，王先生刚刚请酶学专家王恩多教授到研究组主持工作。当时我们的科研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每年的科研经费少得可怜，每次设计实验时，经常考虑的不是如何设计实验能得到最好结果，而是什么实验我们能付得起。即便是这样，我也从没听到王先生有任何抱怨。他只是鼓励大家要自己努力做好工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研究为阐明氨基酰-tRNA合成酶在遗传密码子进化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实验依据，取得了一系列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国家和上海市的承认和奖励。这些成绩无疑得益于王先生的远见卓识。

1997年，我接受Dieter Söll教授的邀请到美国耶鲁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临行前和王先生告别，他说Dieter是氨基酰-tRNA合成酶研究领域里最出色的科学家之一，希望我好好工作，取得好成绩。2000年我回国探亲又来到生化所看望王先生。王先生对我问长问短，临走时又特意嘱咐我要多回来看看，只可惜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不到一年的时间，王先生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王先生的科学精神和科研态度将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