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珠

王应睐教授是我国德高望重和成就卓著的优秀科学家，是第一批被科学院批准的学部委员（即“院士”）。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工作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亲手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并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生物化学科学事业。

20多年来，王应睐教授领导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特别是我所与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及北京大学化学系协作，于1965年9月成功地人工合成了“牛结晶胰岛素”。以后又与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实生所（即细胞所）、生物物理所、北京大学生物系及上海试剂二厂通力协作，于1981年11月成功地人工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这两项近20年的科研工作中，王所长作了大量而卓越的科学领导及组织工作。他一直担任这两大课题的业务领导和协作组组长，参与制定合成方案，提出具体设想，确定各单位的协作分工，定期召开协作会议听取工作进展、所遇困难和下一步打算，及时沟通协调平衡。1983年春，我院生物学部领导及有关专家曾对我所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评议，最后评议总结论为“该所工作成绩突出，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大批研究技术人才，对我国生物化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这是我院领导对王所长以及他所领导的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的最好褒奖。

记得那次评议结论中提到生化所首条办所经验是：“所一级有得力的学术领导带头人把握科研方向，并把一批较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团结在他们周围，形成全所坚强的科研核心力量。”这一条确实与王所长的领导风格和忠厚为人密切相关。在建国初期，王所长就急国家所急，把当时在英美国家留学和工作的我国多位年青生化学家聘请回来担任生化各分支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王所长胸怀宽阔，顾全大局，善于协调平衡和知人善任，充分发挥各位专家所长，给他们配备助手，发动全所自力更生地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使生化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

在院生物学部评议结论中还提到我所办所的另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在研究工作中努力培养人才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工作实践，办生化训练班，培养研究生，选派出国进修等多途径培养科研骨干。在培养中着重基础训练、严格要求。”这一条经验确实是王所长以及所内老一辈生化学家的深谋远虑，因为“人才”始终是第一位因素。有了人才，就会有科研成果和生化事业的不断兴旺发达。早在1950年5月生理生化所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培养研究及教学人才”的长期方针。此后，对凡是刚进研究所参加工作的科研人员（特别是非生物学专业毕业的工作人员）进行生化基础知识、实验操作、查阅文献及综合性论文写作的系统训练；同时协助复旦大学生物系及上海科技大学开设生化专业及生物物理化学系，所里有关专家和科研人员承担专业课讲授及实验技术指导。我所从1956年起招收研究生，虽因文革曾一度中断，但1978年后即行恢复招收至今。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以及文革后，我所曾举办了多次全国性高级生化训练班，为我国生物化学科研单位及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生化人才。

王所长对他亲手创建的生化所关爱备至并不断培育其成长。记得在他办公室墙上一直挂着一幅生化所成立一周年时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的照片。每当有客人去他办公室拜访并问起时，他都要亲切而自豪地作详细介绍。在文革时期，当他看到有些科研骨干遭到厄运，他焦急万分而发自内心地说：“现在有的科研骨干调的调、走的走、死的死，今后怎么搞下去？”记得1978年后，王所长被聘为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他曾对我说：“我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生化所。”可见他对一手拉扯大的生化所多么牵挂，感情有多深！

王应睐教授为我国的生物化学事业做了大量的科学组织工作，是我国生化事业的重要奠基人。随着生化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1979年中国生理学会的生化部分单独成立“中国生化学会”，王所长是第一、二、三届学会理事长及以后各届的名誉理事长。在1958年春生化所成立之初，他发起并邀请国内著名同行专家一起创办了《生化学报》（1960年后改名为《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这是国内第一份由新华书店对外发行的生化专业学术期刊，是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王所长一直担任这份期刊的主编和名誉主编。王应睐教授在国际生化界有很高的学术威望。他曾多次代表国家参加了国际性生化会议，介绍我国生化事业的发展；并无数次地在所内接待各国领导、知名人士及同行专家来所参观访问，介绍我所概况及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他为我们架起了与国际生化学术界相互了解、交流和友好交往的桥梁。他还先后获得了匈牙利和捷克科学院“名誉院士”的光荣称号；在美国Maimi冬季生物工程讨论会上获“特别成就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颁发的“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8年又被中国科学院首批授予“资深院士”称号。

王所长不仅在生化所内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得到全所同仁的尊敬和拥戴；在科学院院部和兄弟所也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得到了大家的敬重。记得1972年6月由王所长带队我们一行6人去北京参加院部“生物口计划工作会议”，会后我随王所长去科学院院部有关各局汇报工作，各位局长都亲自热情接待，问长问短。在我们向条件局张局长汇报我所已于5月29日发文给他们，上报我们“拟建生化实验楼7000㎡”的申请后，王所长还特别务请院部一定给予支持。张局长当即表示报文已收到，并说上海生化所是我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之一，院部一定会认真考虑给予支持的。果然，昱年七月就收到了院部“同意生化所新建实验大楼面积8740㎡投资200万”的正式批复件。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一直期盼的生化所自己的实验大楼建造计划终于顺利地解决了。大家更体会到院部对我们所一贯的重视和支持，不但和这个研究所出成果出人才有关，而且也和王所长个人的学术威望以及他一贯平易近人、亲切谦逊和朴实厚道的人格魅力有关。

王所长作为老一辈科学家一贯重视和遵守“实事求是”的科学道德和求实作风。记得文革时期，传说当时在工宣队和造反派的“逼、供、信”高压下，有些职工曾不实地说王所长也是所谓“两线一会”的成员。但他本着相信党、对党负责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澄清事实坚决予以否认。后经调查，所谓的“两线一会”纯属子虚乌有的冤假错案。王所长这种刚正不阿的求实作风更加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王所长不仅在政治生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如此，在对待我所科研业务和所的科研方向任务制订上也是一贯实事求是。记得1972年3月曾接到院业务部门通知，说中科院列入国家1972年科研发展计划的32个项目中，我所有“生命起源和细胞起源”这一项，具体则包括“胰岛素晶体结构和胰岛素结构与功能关系”、“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外壳”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当时王所长、业务部门和不少科研人员都认为这三项具体研究课题冠以“生命和细胞起源”的大帽子不合适，名不符实，是为了名称响亮，是写给并不知情的上级领导看的。记得当时王所长激动地对我讲：“咱们应当讲科学性。目前生物大分子的蛋白质和核酸，其小片段的合成是在实验室里采用有机化学的保护基、缩合剂、加帽和脱帽而成；而真正的生命起源是在地球上经过亿万年逐渐演化的结果，是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这个事我一定要去和院部有关方面讲清楚的。”在那以后的几年里，经过所里多次方向任务的调整，再次明确我所的研究方向为“以分子生物学为中心，以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功能与合成，分子遗传学与基因工程以及生物膜为重点，同时积极承担国防与工农医生产实际中意义重大的生化问题。”

王所长是一所之长，1958年入党后，曾长期担任所党总支和党委会成员，但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从不摆领导架子和搞特殊化。在建所初期，为安装第一台贵重的进口超速离心机，在原生理生化所大楼底层，他亲自日以继夜不怕脏不怕累地爬上爬下安装好，并手把手地教给有关人员今后如何使用和保养，这件事在所里一直传为美谈。长期以来王所长一直骑自行车上下班，后来年岁大了，大家担心他的安全，在劝说下才改为步行，坚决不要汽车接送。以后所里给了他后门钥匙，这样上下班也近多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不给司机打招呼，自己挤公交车去科学会堂开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和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刘润苓老师不幸去世，给他打击很大，但他强忍悲痛，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由老保姆护送仍坚持天天准时上下班，来所或参加会议听取工作汇报，或看文件及业务书，有时则给国内、外同行朋友们写信及贺卡等，直到他最后一次病重住进华东医院。王所长十分关心周围同志。记得1976年春我住华山医院开“脑听神经瘤”时，已年近70岁的王所长还和党委迟鹏同志一起来医院看我，向医生了解病情和手术方案，真使我十分感动和感激至今。所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和鼓励，给了我战胜病魔并鞭策自己尽心努力工作的决心和力量。

王所长和沈昭文教授是所里和国内生化界两位倍受尊敬和爱戴的学者长辈。他们在生化业务上彼此信任、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密切合作。几十年来，无论在科研工作、学会组织工作、还是生化出版事业(《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生命的化学》、《英汉生物化学词汇》、《大百科全书生化分册》、生化科普及专著等等的编辑编写审稿）及所内、外培养生化人才等方面，只要是王所长所嘱托的任务，沈老都尽心出色地完成。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他们二位学者不约而同来到所的行政业务部门，一位坐在椅子上，一位坐上了桌子，谈工作，谈各人的健康。当时王所长耳朵重听，沈老有眼疾，他们笑谈说“真羡慕对方，宁可互换”。岁月疾逝，这亲切随意的一幕就像发生在前不久。现在两位恩师已先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所里多位专家和不少同事也已作古离去。现在每到生化大楼看到大厅里贴挂在墙上的王所长亲笔题写的“献身、求实、团结、奋进”的题词时，就会联想到敬爱的王所长仿佛仍在四楼楼梯口对面的办公室内，他那亲切温和的形象似在眼前。这八个字的题词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最丰厚的精神遗产，也正是在这方面，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一生就是献身于我国生物化学事业的一生。

虽然王所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已六年多，但他的不朽功绩、求实作风、崇高品德和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相信，他题词的遗言和嘱托，定将不断督促和激励“长江后浪赶前浪”的一代又一代生物化学科研工作者。今年11月13日将迎来王所长的百年诞辰，谨以此文来纪念他和深切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