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望夷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从老师讲课中知道王应睐先生对生物化学有卓越的贡献，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1959年我到上海生化所实习，1960年我被分配到生化所工作时才认识了王应睐所长。他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新来所的年轻人，见了面总是主动打招呼，一点架子都没有，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王所长。

1961年，我考取了生化所的研究生。1963年我撰写第一篇研究论文“可溶性核糖核酸的研究I. 金属离子对可溶性核糖核酸酶解稳定性的作用”并投稿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王所长是《学报》主编，在审稿过程中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这个课题的来源，国外研究RNA的概况，实验数据的重复性等等。我对这些问题逐一回答后，王所长表示很满意，说我大学毕业不久就完成了一项很有说服力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王所长长时间交谈。后来，王所长将我的这篇文章和我的第二篇研究论文“可溶性核糖核酸的研究II. 脱氨作用对可溶性核糖核酸性质的影响”推荐给《中国科学》英文版发表。

“文革”后期，所里研究人员松松垮垮，无所事事，酵母丙氨酸tRNA的人工合成工作也进展缓慢，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我和王啟松当时对童第周先生和美籍华人牛满江先生外源mRNA对金鱼形态变异影响的工作产生了兴趣，我们也想开展外源DNA对家鸡形体性状影响的研究，因此，在320号大院搭建了一个鸡舍，养了不少鸡。“文革”结束后，王应睐先生继续担任生化所所长，不知道我们养鸡干什么。他对当时核酸室革委会主任说：“刘望夷是学习核酸的，养那么多鸡干什么，还是好好研究核酸吧。”后来，王德宝先生任核酸研究室主任，也向我转达过王所长的意见：要我不要养鸡了。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王所长对全所工作人员一视同仁，关心每个人的工作，希望尽快地把生化所的科研工作搞上去。

1989年“6.4”期间，北京等地区发生政治风波，上海地区也不例外。生化所一部分科研人员在生化大楼二楼会议室开会议论此事。会上许多人情绪激动，慷慨陈词，讲了许多份量很重的话，我也在其中。王所长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王所长站在会议室门口，等我出来时，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1957年，许多人不听打招呼，在会上乱讲话，后来戴了帽子，一拖就是二十年，受了很多苦。以后在会议上发言要注意影响，不要讲错话，犯猎误”。王所长对我讲这些话时完全是以一个慈善长者爱护晚辈的态度，谆谆告诫我们不要在社会风浪中跌跤子。我听了他的这番话十分感动。接着，王所长对我讲了许多科研工作的问题，讲到他的研究组的课题无法开展下去。当时，我理解王所长的困难，他选的酶与核酸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由于骨干人员出国未归，几乎不能继续下去了。就我个人的情况，tRNA的工作比较熟悉。但是，我喜欢个人搞自己有兴趣的课题。

据我所知，1958年发现tRNA 的文章在JBC上刚发表，王所长就安排一位新来所的大学生着手tRNA 的研究。王所长是我国最早提出研究tRNA 的科学家。

1993年，我申请王宽诚基金到德国柏林风湿病研究中心以访问教授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我请王所长给我写推荐信，王所长愉快地答应了，并亲笔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另外，王所长对我的个人问题也曾经关心过。

我在生化所工作几十年，同王应睐所长有不少直接接触，深感王所长胸怀宽阔，能容人、能团结人，对待生化所的科研人员没有亲疏之分，为了把生化所科研工作搞好，任何人的工作他都关心。

王所长宽于待人，严于律已，淡泊名利，他领导的生化所两项重大研究成果，发表文章时，他都不署名。

回忆80年代初，我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进修两年后想转到美国再进修两年，所里没有同意。我在给所领导写信时，言词过激，后来听说当时王所长很生气。尽管如此，王所长还亲笔给我写信，劝我尽快回国。他说在国外工作再好，也是为别人工作，回来工作是自己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信中对王所长的不敬言词感到十分内疚和惭愧。

2001年，王所长在华东医院病重期间，我前往探病时，王所长已经不能说话了，看来神志还很清醒。我向王所长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以表达我对他的尊敬、谢意和惭愧！

王应睐所长为我国的生物化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他的业绩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