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诚

我的老师，王应睐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今年正值他诞辰一百周年，我和许多生化所的老同事们一样，深深地缅怀我们这位老所长。

王应睐先生年轻时即表现出卓越的科研才华。他在剑桥大学当研究生时，系主任说他已发了九篇论文，在学生中没有先例，因此未经答辩，即授予他博士学位。先生说他在念大学时，很多时间花在学英语和踢足球上。先生的英语流利而优雅。他的导师是当时英国三大科技作家之一，先生的英语写作曾得他的指点。他经常让先生与他合写评论文章，有时还让先生单独署名。我有一次将打印好的英文推荐信让他审阅签字，先生当即指出信上一个逗号应为分号。先生英文的严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先生有一阵脚痛，经中山医院仇院长亲自检查，未发现大的问题。先生忆及他年轻时曾因踢足球伤脚休养一月，猜想因此留下病根。踢足球让先生具有强健的体魄，先生对繁重的科技与行政工作胜任愉快，与此不无关系。

先生在科研工作上目光高远。他原先从事维生素研究，但他认为这个领域太过成熟，而决定改向研究细胞色素。他对植物根瘤中的血红蛋白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很多年以后，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当地研究根瘤血红蛋白的科学家对他这位该领域的“祖师爷”表示了热烈欢迎。

先生对琥珀酸脱氢酶的研究享有国际声誉，是这个领域中的大家。先生领导组织的“胰岛素人工合成” 和“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 在国际上引起震动。本人在进入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工作的第一天，实验室主任向大家介绍时，第一句话就说我来自曾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中国最著名的研究所。有位华裔科学家也曾告诉我，他在台湾念大学时，听不到大陆的消息，但有一次在法文杂志中看到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消息，感到非常兴奋和骄傲。美国迈阿密冬季生物技术讨论会在八十年代特邀先生前往领奖，以表彰他领导胰岛素与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两项研究的功绩。先生在临行前，对领奖一事有些担心，他认为这两项大协作由几个单位、许多科学家参与，不能归功于他一人，如有奖金，不知如何分配才好。实际上会议仅授予他一块表彰功绩的铜牌和一个陶瓷工艺品，并没有奖金，这样反倒令先生安心。这件事反映了先生厚道和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

我们的文革动乱时期，正是世界上分子生物学迅速发展的年代。许多科研人员热切希望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担心如不急起直追，今后不仅赶不上人家，恐怕连文献也快看不懂了。在文革后期，先生已重新出来主持生化所的科研工作，在当时四人帮横行，科研人员动辄得咎的情况下，先生毅然决定组建基因工程组。先生担着风险作出的这一决定，反映了科研人员的心声，为日后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四人帮打倒以后，先生又把目光投向另一个科学前沿：核酸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并与王恩多教授等人一起取得不少成果。直到年逾九十，先生还每天来所办公。先生把毕生献给了生化研究，十分令人钦敬。

先生对中国生化事业的最大贡献当为“创建了生化研究所”。先生襟怀宽阔，不少第一代研究员都是先生特地从国外延聘回来的，且日后多成为中科院早期的学部委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大多是在国内、在生化所的工作中取得的。生化所能代代传承，人才辈出，与当年第一代研究员的坚强阵容以及他们对后辈的悉心培养是分不开的。在王应睐先生与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生化所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1979年，美国Science主编访华后，在Science上写了一篇评论，称上海生化所与硅酸盐所是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先生看了十分高兴，让我们把此文译成中文。但先生心中明白，当时刚从十年动乱中恢复过来，所谓成就，主要还是靠一些老本。其时正值开始改革开放，先生当即积极部署派人出国进修，为日后加速赶上国际潮流奠定了人才基础。

先生在大家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忠厚长者，然而先生有他坚持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强一面。先生虽对胰岛素人工合成有重要贡献，却为此在文革中遭到一场莫名其妙的批判。文革时，许多基础研究被说成修正主义路线。因为毛主席曾说过，中国科学家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应在物质结构，天体演化和生命起源的研究中作出贡献。江青等人把人工合成胰岛素和核酸的工作归入生命起源研究，并称这些研究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先生不愿意附和这种说法。他认为，“生命起源” 研究的是无生命物质如何在地球原始环境中转化成与生命相关的物质，并逐步发展成生物体。用于人工合成胰岛素与核酸的条件与地球的原始环境根本不同，因此它们不属于生命起源的范畴。这场“生命起源” 定义的争论本是学术性的，但被当时的所领导上纲为路线之争，并组织了对先生的批判。先生据理力争，毫不屈服。不知是领导自知理亏，还是被这些他也搞不明白的学术问题弄糊涂了，反正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成了一个笑柄。

本人在先生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先生在科研上的高瞻远瞩和严谨学风，先生为人的忠厚质朴，先生对后辈的关怀、培养与爱护都让我受教匪浅，铭记于心。值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愿先生风范长存，永为我辈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