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多

2001年5月5日，王应睐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2007年11月13日是王先生百年寿辰。我们怀念他、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德高望重的领军科学家，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

我是王应睐先生“文革”后的第一个研究生，深深体会到先生对学生的培养、支持和关怀。自1990年到他去世，我们在同一个研究组工作，几乎天天接触。我体会到他那种时时以中国的生物化学事业为重、以他人为重、唯独没有他自己的高尚的精神境界。有时他也会将他经历的故事讲给我听，没有豪言壮语，但充满了哲理，充满了一个老科学家对祖国科学事业发展倾注的一片真情。他20年前曾写到：“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探索”，他的话我将永记在心。

大局为重 细处入手

我没有经历王应睐先生组织和领导令人瞩目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岁月。他给我讲到当时在大跃进中“胰岛素”上马之初的情景，大兵团作战、一窝蜂地上，而结果却不令人满意。他发现了这一问题，直接向上级领导汇报，尖锐地指出“科学研究不是大呼隆，一定要组织精干力量进行胰岛素的合成”，后来在王应睐先生的重新组织下，研究走上了正路。我似乎看到一位将军在前线指挥战斗，打了胜仗！

文化大革命十年正是国际上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蓬勃发展的十年。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王应睐先生考虑的是如何尽快组织好有限的研究队伍，赶上科学发展的步伐。重新调整研究室的过程中，他关注生化所学科的全面发展，热门专业固然需要有精兵强将，非热门专业也需要排兵布阵。为了将学科发展与科学家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他亲自找有关科技人员谈话，了解他们的研究兴趣所在，并将所里的学科发展规划向科技人员交底。为了达成与科技人员的共识，他在百忙之中，竟然与有的研究人员谈了三次话。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方式，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也使大家清楚自己的工作都是生化所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要做好自己份内的事。

王应睐先生一贯非常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他爱才、惜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生理生化所的副所长，负责生物化学大组，他先争取到邹承鲁先生到生化所工作，将自己的学生伍钦荣先生分配给邹承鲁先生当助手。后来曹天钦、沈昭文、张友端、周光宇、王德宝、钮经义等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到生化所工作。这些前辈的出色表现，使生化所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文革期间，他非常无奈地看着邹承鲁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了，我会想办法让他两边兼顾的，决不会同意他完全离开生化所”。曹天钦先生自1987年后，长期患病住在华东医院。王应睐先生那时已经80多岁了，不便一个人去华东医院，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与我商量：“我们去看看曹天钦先生吧”。到了病房，曹先生不能说话，王先生一直注视着他，回来的路上他惋惜地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吃了那么多的苦，也不会得这个病的。他还可以做好多的研究工作”。沈昭文先生比王应睐先生年长一岁，沈先生生病住在医院，王先生总要去看看他，两位老先生见面的情景使人感动。

文革中，十年没有新的科研人员进入研究所，科研人员出现断层，不少科研人员由于户口难进上海，长期夫妻两地分居，处于不稳定状态。为了让两地分居的人安心科研工作，他亲自过问、想尽办法为许多人解决了这一问题。我和丈夫的两地分居问题也是在他的关心和当时的分院院长曹天钦先生亲自过问下解决的。为了赶上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的步伐，他推荐了无数生化所的研究人员到发达国家留学，希望他们学成后回国效力。不少人后来成为生化所和全国的学术带头人。他关心新招收的研究生，1978年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入学，他亲自参加开学典礼与大家见面，谈到生化所人才断层，希望这批研究生尽快成长，为生化所多作贡献。后来这批研究生中，不少人成为生化所的研究组长、独当一面。1996年王应睐先生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他将奖金的一部分作为“王应睐奖学金”奖励生化所的优秀研究生，希望我国的生化研究后继有人。

1984年王应睐先生从担任了26年的生化所所长的位置上退居二线。他告诉我，以前他考虑全所的研究工作如何发展，研究水平如何提高，自己连一个课题组都没有，退居二线后，可以具体考虑一项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研究课题了。他对历届新任所长尊重有加，关照我：“所长代表一个研究所，不只是具体的某个人，对所长的工作，一是要支持，二是不要找麻烦”。一个人的发展与研究所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也是他作为一名研究员的大局意识。

师恩难忘 永记教诲

我1965年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十年动乱期间研究生制度取消，邹先生调到中科院北京生物物理所，因为夫妻两地分居，我在1975 年初调到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工作。由于对科研工作的热爱，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向王应睐先生表达了重回生化所的愿望，王应睐先生马上说：“你可以来复学，我做你的导师！”由于没有“复学”的规定，他又鼓励我“再考一次也好”。就这样我有幸成为文革后王应睐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学生从不说教，充满哲理的谈话使我体会到长者的关爱和希望。他给学生创造锻炼机会，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这些都使我终身受益。等我有了研究生，也学着用他的方式对待学生。

王应睐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时就在“Nature”上发表了3篇论文，是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对这些，他与我谈起时都是轻描淡写的。有一次他与我谈起他的导师凯林（David Keilin）教授要他分离马胃里一种寄生虫背部的一条“红线”，从中提取血红蛋白。这项工作的程序是先刨开马胃，从中挑拣出小小的寄生虫；积累到一定的量后，才能挑这根“红线”；等红线积累到足够的量，才能从中提取血红蛋白。过去凯林教授也曾要其他人做这件事，但是一方面受不了马胃中的难闻味道，另外工作量也太大，都找借口不做了。而他接了这个课题，知难而进，成功了！由于是第一次发现，文章发表在“Nature”上。故事虽然简单，但我想当时的过程并不简单，要过味道关、挑寄生虫关、解剖寄生虫关、分离红线关……，每一关都是一种挑战。通过这个故事，也许他在告诫我“不经寒霜苦，哪得梅花香”的真理。

研究生毕业后，王应睐先生建议我向参加全国高级生化训练班的学员教授酶学课程。那时在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个大礼堂上课，听课的人很多，所里派出上课的老师都是资深的研究人员。我最年轻、资历最浅，对这么多人上课难免紧张，想打退堂鼓，向王先生提出是否另请别人上课。王先生说：“上课不仅要自己懂，还要让听众明白，要下功夫的，我看你还是去吧”。事后，我感到王先生让我上课使我以前读的书本知识更加扎实了，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以后做学术报告就不太费力了。

1990年后我与王应睐先生在同一个研究组工作，这个研究组属于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要写中、英文年报。第一次写年报时，我心想王先生英语好，而我中学和大学都是学的俄语，英语底子不好，就向他提出：“我写中文年报，你写英文的，如何？”他说：“中英文的你都写，写好后，我帮你改英文的”。他告诉我英文只有多用、多写才能提高水平，提高英语水平是没有止境的。他初到剑桥，凯林教授让他每周写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在剑桥的专业报纸上发表，他尽管英文还不错，但还是有畏难情绪。凯林教授鼓励他说：“你写，我改”。开始凯林教授改得很多，但越写凯林教授就改得越少了。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就不怕写不好英文年报了，他也仔细地看和修改。经他一改，原来生硬的话变得柔和了，英语更达意了。后来我与国际同行通过电子邮件可以自由交流、写英文科学论文不发愁，王先生的“修改”是功不可没的。

我是他的学生，他对我从未下过命令，而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讨论事情该如何做。在谈到其他人时，他总是谈别人的长处，在哪方面有独到之处。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王应睐先生和其他三位先生推荐我申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Fogarty国际基金会提供的奖研金。经过一年多的等待，我的申请非常幸运地被基金会批准了。去美国前，他没有居高临下地对我说教，而是语重心长地说：“到了该回国的时间就回来吧！这对各方面都好，包括你的家庭”。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对学生多商量，少命令。我留学美国期间，尽管那时还没有电子邮件，航空信来往也要一个多月，国内外交流并不方便，但王应睐先生经常亲笔写信给我谈研究所的近况、非常关心我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和生活情况。可惜多次搬家这些信件都遗失了。最近林胜祥教授与我谈起他和程晓东教授还保留着王应睐先生写给他们的十几封亲笔信。这些信弥足珍贵，是王先生对学生一贯关心的见证。

有一次我有些情绪地与他谈起一些不公平的事，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吃亏是福气”。一句话让我的情绪平静下来，并进行了自省。过去家里的人也常教育我“施比受好”，我自认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是“吃亏”以前还从没想过，这“吃亏”二字又是待人接物的更高层次了。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以后就是吃点亏也无所谓了。

他人为重 以身作则

王应睐先生尊重他人。不管对研究员，还是对工人的劳动他都非常尊重。80年代初，我亲耳听到一位开电梯的女工说：“所里对我最客气的是王所长，最不客气的是刚刚进所的研究生”。当时我就想这些学生在生化所呆一段时间，也会对她客气起来的，因为生化所的老所长是一位十分尊重他人的人。

生化所的职工都会记得，王应睐先生在研究所年纪最大，但开会最守时，从不迟到、早退。在他近90岁时，出席了纪念曹天钦先生的国际蛋白质研讨会的开幕式，林其谁所长怕他身体太累，特地关照我，开幕式一结束就陪他回办公室休息。茶歇时，我就开始劝他休息，不料他说：“下面有唐建南的报告，他远道由美国来，我走了不好”。唐教授报告结束后，我再次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下午还有林胜祥的报告，他在我们实验室工作过，我走了不好”。就这样，他用了会议工作午餐，下午坚持听完了林胜祥的报告。通常这时是他的午休时间，肯定是太累了，当我再次劝他回去休息时，他答应了。走在路上他问我：“我离开了，正在报告的xx会不会有什么想法？”王先生已经90岁了，而那位正在报告的年轻科学家只有30岁出头。我回答他：“怎么会呢？不仅xx 不会有什么想法，就是你不听唐教授和林胜祥的报告，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想法。你毕竟90岁了”。其实，王先生的耳朵不是太好，不一定能听清楚这些报告，但是他坐在那里是表示对报告人的尊重。以前家人教导我要尊重他人，在许多书上也都把尊重他人作为人的美德，我从先生的言行中知道了如何尊重他人。所以现在我听报告也尽量认真，以示对报告人和听众的尊重。

在他89岁时，鉴于他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贡献，许多科学家推荐王应睐先生为何梁何利奖的候选人。当我向他提及这件事时，他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必再提了！” 反问我：“得这个奖有什么用呢？”他将自己的名利看得非常淡，但他为研究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感到高兴。他重病期间，我们的研究课题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我所张永莲研究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他听说后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声说：“好！好”！ 并说：“只有我在偷懒”。开始我以为我听错了，他已经病成这样，怎么能说偷懒呢？又问了一句：“您说什么？”“我在偷懒”。他重复道。事业、工作绝对是他生活的中心。这就是我们的老所长！

王应睐先生自2000年11月21日下午因血压低、心跳慢、胃口差，去华东医院看病，就一直住在医院，与病魔作斗争。2001年5月5日下午去世，终年94岁。他的生命结束了，但是他对新中国生物化学事业的贡献长留史册。他培养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人才遍及全国，他高尚的情操让人们永记。他是一位永远活着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