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其谁

王应睐所长是伟大的科学家，卓越的科研组织者，慈祥的学者，长辈。他的一生对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的睿智远见与努力，加上他善于团结人的作风与从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中国的生物化学在他的领导下曾一度得到国际上的广泛重视与普遍认同，在一些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王所长一生作出过许多有重要意义的科研成果。解放后在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包括前身生理生化所）开展的琥珀酸脱氢酶的研究是世界一流的工作。他与邹承鲁、汪静英建立了从猪心线粒体制剂中分离提纯琥珀酸脱氢酶的方法。这个方法明显地优于美国Singer 通过丙酮粉制剂来制备的方法。后来美国金祖诒就是在采用了王所长他们的方法，才得以成功地把纯化的琥珀酸脱氢酶重组合到线粒体制剂上去。王所长他们还发现在琥珀酸脱氢酶中异咯嗪辅基是与酶共价结合的，这是第一次发现蛋白质中有共价结合的异咯嗪辅基。1955年王所长在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上报告了研究结果得到广泛的重视，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新中国科学研究的进步与成绩。

王所长对国际生命科学发展趋势有很敏锐的洞察力。1956年参加国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时，他就提出了要发展分子生物学。文化大革命中，在他一再苦口婆心地说明下，1975年在生化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工程研究的小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所长提出应该重视核酸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研究。在拨乱反正之后，1985年起他亲自领导了一个小组开展研究达十六年，取得过重要的进展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王所长是卓越的科研组织者。在50年代他根据生物化学的发展积极引进人才，信任与发挥人才的作用。为了帮助引进人才开展工作，他将在自己研究组里的优秀年轻人伍钦荣交给邹承鲁当助手。为了引进人才的工作需要，为他们能够顺利地开展科研工作，王所长在他们回国后不久，以耐心的学术解释与发展新中国科学研究的诚意积极争取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使研究所装备了一批先进仪器如Beckman Model E 分析超离心机，Phywe制备超离心机，Tesilius 大电泳仪，MSE 高速冷冻离心机, Beckman DK-2记录分光光度计，Spingo Model L 制备超离心机等。使生化所的研究工作展现蓬勃发展的局面，走到国际前沿行列。

大跃进使生化所正在欣欣向荣的基础研究受到冲击，王所长领导的琥珀酸脱氢酶课题也被迫停顿。但王所长丝毫没有消极，他在华东分院党委领导下团结全所通过讨论凝聚出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项目，而且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王所长为胰岛素合成工作呕心沥血，在需要多路探索时组织全所大部分人员参与；而在需要攻坚时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指引下，及时组织骨干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推进。胰岛素合成工作是中科院生物化学所、中科院有机化学所、北京大学三家合作进行的。王所长作为协作组组长发扬民主，团结各个单位，齐心协力出色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完成了目标。但是在合成成功发表文章时他坚决不同意署上他的名字，显示出作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的乐于奉献、淡薄名利的崇高品质。

1961年王所长领导生化所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胰岛素合成工作要高标准提高效率高水平地进行，另一方面生物化学的重要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要恢复与发展。王所长充分地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在组织上生化所组建了蛋白质多肽、酶、核酸、代谢、放射生物学五个研究室；在人员上为了迅速提高年轻人的研究与技术能力，开展了从“生化须知”到高级生化训练班的系统教育。经过1961年科研体制改革的生化所很快显示了最大的活力。

1965年生化所大部分科研人员下乡参加“四清”，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跨了生化所的基础研究，王所长也受到冲击。但他还念念不忘生化所的发展，一方面积极支持所里的应用研究，而且在1968年与其他53人一同去了附属东风生化试剂厂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还希望领导能够同意给生化所买同位素液闪仪。1972年科学院遇到研究方向调整的机遇，王所长不失时机地在所里组织了六个基础研究的课题组，希望通过努力追回失去的时间。同时王所长作为六个单位协作组的主持，协调酵母丙氨酸tRNA合成的研究，不断取得进步。1975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劣环境下，王所长没有明哲保身，而是一再呼吁生化所要研究“重组DNA”。在王所长真诚的努力下，生化所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生物工程研究小组。粉碎四人帮后，王所长积极重组生化所的科研体制，组织了八室二组，成立了所学术委员会，积极遴选年轻人并且帮助他们联系出国进修。从1981年起，外派的年轻骨干陆续回来，在重振生化所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王所长对全国的生物化学的发展都有巨大贡献。他先后领导上海生物化学会与中国生物化学会，使生化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起到了带领全国生物化学事业发展的作用。1961年王所长将以往所内的高级生化训练班办成面向全国的训练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人才。1984年他提出了中国生物化学会在国内组织国际生物化学会议的设想，以使更多的国内学者能够有机会直接与国外学者交流。以王所长为组委会主席的1987年北京国际生物化学会议有上千人出席，其中300多人来自境外，包括当时还没有外交关系的韩国与以色列，得到国际上很好的反响。

王所长在中国生物化学会重返国际生化学会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79年他率团去加拿大参加国际生化大会，在与国际生化学会William J. Whelan等反复磋商后，决定中国学会作为国家学会，中国台湾学会作为地方学会加入国际生化学会。这个方案排除了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问题的可能性，也使台湾生物化学界能够参与国际学术活动。一时间中国科协下许多学会都以这样的方式顺利地解决了加入国际学术组织的问题。1983年王所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去泰国参加亚太生物化学会时也顺利地使中国生物化学会成为亚太生物化学会的一员。1988年王所长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代表台湾地区出席当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联大会的问题上也作出努力，在美国迈阿密与国际科联官员和中国台湾的科学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前提下，台湾地区第一次公派了三名科学家来大陆与会，这也是两岸关系的一次突破。

王所长是一位慈祥的学者、长辈。不论是1972年我们到北京调研酶学与生物膜研究时（他正好在友谊宾馆开会），还是1974年我们在上海科技五七干校时（他正好在上海市五七干校），他都热情地接待我们，与我们谈生物化学的发展。

在我写“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一书时，他仔细地阅读并提出建议与修改意见。在我得到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与德国教授写信联系时，他帮我修改信件。到我去德国时他主动给我要去的研究所所长Klingenberg以及Klingenberg的老师Bucher写信，让他们照顾我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在上世纪生化所有许多分居两地的职工，其中不少都是在王所长的帮助下才能在上海团圆，爱人调入上海。

王所长的崇高品质不仅使他在国内受到尊敬，也受到许多著名国际友人的尊敬。我们纪念王所长诞辰100周年，就要学习王所长，牢记王所长的教导，努力工作，团结起来促进我国的生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