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根俊

我一次在整理信件时，发现了一封80年代初期王先生给我的来信。在那封信中是他对Roc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的Ochoa和Horecker教授推荐他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回答。王先生的婉言谢绝，勾起了我对这件事情的回忆。80年我去Roc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作访问学者，在Horecker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一次，Horecker教授对我说，他和Ochoa教授都愿意推荐王应睐先生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希望王先生能够提供一份他本人的履历。Ochoa和Horecker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Ochoa还是Nobel奖金的获得者。可是王先生拒绝提供履历，他回了我一封信，收到信后，我告诉了Horecker教授，他要我就在实验室里再打电话去，并说Roche Institute有四位美国科学院院士，由他和Ochoa教授发起，另外其他两位，一位是Udenfriend、一位是Weissbach，他们也一定会支持的。记得王先生在电话中是这样对我说的，谢谢他们的好意，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根俊，你不要以为这是该我个人的荣誉，这荣誉是给中国的。美国的科学院院士和其他国家的院士不同，美国的院士每年可以在PNAS上不需审稿地发表几篇文章。我现在已经脱离了第一线研究工作，如果我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的外籍院士不能每年拿出几篇像样的文章来在PNAS上发表，那是在给中国人丢脸。”我遇到推荐王先生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事情，并不止80年这一次，1987年我到Boston Harvard Medical School做访问教授时，Vallee教授又一次提起这件事，我对Vallee教授说起了80年的故事。随后Vallee教授在王先生访问Harvard Medical School时当面又对先生提起此事，但是，王先生又一次拒绝提供履历。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生化所从生理生化所中分离出来以后，能够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思想活跃、人才辈出，迅速成为这个320号院里的一个好的所？这里面有诸多条件和因素：

作为一所之长，他给生化所确立了一个个具有前沿性又有充分发展余地的研究方向。50年代他把生化所的研究重点放在蛋白质、酶核酸、代谢上，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他非常熟悉的、在国外已经有所建树的维生素和国内有较好基础的营养的研究上。生化所建所时，那时，中国还没有生化系。萧规曹随，生化所这样的建室，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后来大学生化系的教学内容和人才的培养。后来的一段时间的生化发展，也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他身体力行地在生化所树立了一种求实而不务虚名的学风。遇事想到的不是个人荣誉，却是责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就是这样的领导着生化所，他本人看上去平平淡淡，不露锋芒，在上海分院所属各所一起召开的大会上，他总是敬陪末座，默默无声，可是他的行为在无声地影响所内每一个人。像上面类似谢绝推荐他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事例，发生在王先生身上，太多太平常了，以至我也几乎忘记了。

他惜才如金，他不单是爱护研究人员，即使是一个技术工人，他总是看能力而不是看学历。在谈起来也是爱护有加。记得，有一次他的老朋友卢嘉锡教授来生化所访问，在谈到生化所的发展过程时，他说，生化所有一批很好的研究人员，但是，还有一支很强的技术队伍。特别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外对我们封锁，许多仪器都不卖给我们，而且购买起来也非常不方便，一年只能定货一次。我们有很好的玻璃工、金加工的工人，只要是我们能想到的他们都能做出来，对于损坏的仪器的零件，他们大都能加工出来，这样可解决了大问题了。他说这些技术工人非常可贵，对于好的技术工人，要我拿几个一般的研究人员来换，我也不肯换。卢嘉锡教授当时也表示很有同感。

先生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现在重提王先生的往事，对照当前社会上科学界、教育界的一股不小的浊流，我想是有其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