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

1952年我回国不久，由恩师北京大学张景钺教授介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由于当时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下，受李森科事件的干扰，我无法按我的兴趣，开展遗传学研究。适逢殷宏章老师从印度回来，亦在该所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后来独立成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他鼓励我从事抗生素和微生物生化的研究工作。1958年中科院在上海成立微生物研究所，由我负责，但有关业务上的重要问题，上面要我多请教殷宏章先生和王应睐先生。因此，我对王应睐先生的治学与为人逐渐有了较深的了解。我钦佩他，他为人谦和，治学严谨。我得益于他的言教与身教。

王应睐先生在原中科院生理生化所组建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过程中，从国外先后争取到邹承鲁、曹天钦、王德宝和钮经义等科学家回国工作。当国家动员科技界要“出成果，出人才”时，王先生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从1961年起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为全国举办大型生物化学培训班多次。各地来参加学习的人，后来都成为科学和教育界的骨干。在科学研究上，在王先生的主持下，上海生化所做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tRNA等重要贡献。当时政府号召一切要服从上级指挥，大学毕业后要服从分配，研究生入学后要由录取单位指定导师，生化所也不例外。但有两种思潮：一为传统的，凡录取的研究生要听从所里分配；另一为双向选择，即研究生可以选择导师，导师亦可选择研究生，当时称为“自由恋爱”。王先生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在上海分院的大礼堂举行了一次讨论会，欢迎各研究所人员参加。我有幸也参加了这个盛会。王应睐先生为我国的生命科学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但他淡薄名利，不求闻达。

上海微生物研究所成立还不到两年，因“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又合并到植物生理研究所，我的好友邹承鲁征得王应睐先生的同意，劝我到生化所工作，但由于宏章师的挽留，我没有去成。这在我的科学生涯中失去了机遇。1964年上海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是“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我被诬告叛国反党之罪，从此忍受屈辱之苦。王应睐先生的家在我家的对门，在那黑暗的年代，没有人敢理睬我这个“阶级敌人”，但他却关心我，每当在楼梯上遇到我时，他总是叮嘱我，要我坚强地生活下去，要相信真理，等待黎明。我感激他。王先生是我在患难中关心我的老师。

1981年，王先生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那时各个研究所的研究员职称评审都要经过分院组织的专家评审。当时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研究员。这是我过去的老师Norman Horowitz和同学H. Temin推荐我去的。我觉得，名为访问研究员，其实是去补课，补修长期荒芜的现代遗传学。那年冯德培先生应美国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的邀请任访问教授，他特地去看我，说王应睐先生要我回国参加一个晋升研究员的评审会议，不久我就回国了。在评审会上参加者都能严肃公平，不徇私情，不考虑本单位的利益，凭自己的认识提出晋升正研究员的人选。这是王先生对我的信任。使我在文革后重新获得作为科学工作者的自信心。

王应睐先生的高风亮节将永垂青史！